我认为中国在人才和市场方面非常有优势,但在资本市场和软环境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。
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虽然发展很快,但是还是与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型严重的不相适应。
从今年开始的未来十年,正好是国家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实行经济转型的关键十年,所以我想就这个谈谈具体怎样利用资本市场来推动创新和经济转型。
之所以说“从现在起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十年”,有三个原因:
第一,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,按世界银行的定义,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,但是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。虽然 中国还有很大的追赶潜力,但是后发优势已经不如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人均GDP只有260美元低起点时那么明显。那么中国是否会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覆 辙,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,从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呢?
第二,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,但是工资成本、土地、原材料正趋势性升值,中国的成本优势将逐渐让位于印尼等国家,低端制造业将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。
第三,中国经济高消耗、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后果深重,我们的水污染、空气污染等问题也很严重。
走科技创新之路
面对这些问题,我们该怎么办?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发展经验都表明,唯一有效的中长期办法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,走科技创新之 路,或者熊彼特式的有创造性的破坏这么一个模式,即大力增加中国知识产权的拥有量,通过科技进步来促进我们生产力的上升,从而实现经济在一个新的和更高层 次上的可持续增长。在这一点上,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,那么金融体系,尤其是资本市场在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和转型的过程中,可以起到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作 用。实现经济成功转型,培育发展和壮大高科技产业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和元素,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人才、市场、资本和软环境。
在这四个方面,我认为中国在人才和市场方面非常有优势,但在资本市场和软环境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。从人才来看,中国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庞大的 高等教育体系,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众多,2007年已经达到86万,美国是40多万,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研发人才队伍。此外,中国还有一支高质 量的海外人才队伍,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回国创业、服务。台湾1980年代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科技,特别是半导体电子的经济转型,我想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外人 才回来。
从市场来看,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,这为新技术、新产品的商业化推广、普及和大规模的生产、销售提供了非常 有利的条件。阿里巴巴、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在中国能够快速发展,其实并不完全归结为技术的创新或者商业模式的创新,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可能来自于中国新型中 产阶级消费市场。
从资本来看,我们拥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,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已经初具规模,但还有很多体制问题,整体上缺少运作效率。我们的银行储蓄率很高,但 是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早期融资依然面临很多障碍,中国的VC、PE日趋活跃,势头可观,但是还处于发展初期,无论是GP、LP都有欠成熟,其经验、专业能 力还有待提高,同时法律政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。
最后从软环境来看,中国的整体法制建设近年来有长足进步,在法制、税收、监管方面也有显著改善,但总体而言中国法规政策体系的可预见性依然很 差,政府与监管部门的官僚体系还缺少透明与效率,尤其是真正有利于创新和冒风险的文化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形成。因此,对目前中国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估,可以说 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人才和市场两个有利于创新的条件,但在资本市场和软环境两个方面依然有所缺失,限制了创新。
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很重要,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、中期成长资本,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。美国、中国台湾、以 色列、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,无不与资本市场有密切的关系,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、创新最活跃的国家,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、成 熟、完善的资本市场,以及高度活跃的VC、PE行业,美国的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或者支持了美国的信息产业、新能源、生命科学、制药等创新产业的发 展。但中国的金融体系仍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,间接融资模式虽然有利于成熟的企业,特别是国企,但因为信息不对称、缺少抵押品的原因,中小企业银行信贷融 资面临较大的障碍,难以克服资本金不足的问题。股票、资本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,已具相当规模,特别是创业板的推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但股票与债券的发行仍 然实行行政审批制,审批程序过于漫长、复杂、繁琐、不可预测。所以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虽然发展很快,但是还是与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转型严重的 不相适应。
竞争性的市场才能筛选出真正的胜者
尤其值得指出的是,创新需要一个宽松、自由的政策环境与文化的氛围,需要自由竞争与活力的资本市场,而后者的发展和深化也需要良好的法律软环 境。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,但是体制转型尚没有完成,中国还是转轨经济,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,我们还有许多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时、陈旧的行政 法规和技术体系,这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。国家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提出自主创新,培育发展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遗传工程、生物制药、信息技术、云计算等深刻改 革经济结构与人类生活方式的新型高科技产业,但是我们不要忘记,政府无法鉴别挑选,只有竞争性的市场才能筛选出真正的胜者。政府需要做的是打造良好的软环 境,清楚可能压抑资本市场或者压抑创新果实的法律法规与政策,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政策继续对高污染的化石能源、电价进行补贴或者价格管制,造成扭曲的不合理 定价,那么我们怎么指望新型能源与清洁能源真正得到发展?
历史一再证明,政府主导发展高科技产业愿望虽然良好,但是效果不佳。中国的电信业从1990年代开始改革,引进国际最新通信技术,大力发展1G 和2G通信网络,效果良好,使中国跳过了传统固网,在无线通信领域保持了几乎与欧美同步的地位。但是近年来有关部门突发奇想,搞自己的3G标准,结果不知 道花了多少钱还是四不象。事实上,高科技无须政府刻意扶持,政府只要扫除本身所设的樊篱和障碍就好。
比如说微软、苹果都是由年轻人在车库或者学生宿舍创造出来的。美国自由宽松的文化和发达的资本市场,使得有创意的年轻人如鱼得水,为他们提供了 优越的创业环境。相比之下,我们今天的政府一方面提出创新,扶植高科技产业,但同时对Google和Facebook有诸多限制。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现行法 律、政策与环境还不利于创新,不利于吸引人才,不利于培育发展一个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。中国政府的行政力量过于强大,官僚保守主义的实力过于强大。
一系列指标显示,创新、创业方面深圳比北京强,杭州、苏州比上海强。为什么?北京、上海高校林立、人才济济、资源庞大,为什么创新反而不如深圳或者苏、杭?原因在我看来非常简单,就是京沪两地政府太强大。
因此中国必须继续花大力气改善我们的环境,大力发展资本市场,包括高收益率债券市场以及并购市场,这样才能发挥自身人才与国内市场的优势,推进 创业和创新。我相信,中国完全有能力、有条件、有资源复制中国台湾、韩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经验,可以在未来十年由低端制造业大国变成创新大国,从而大幅提升 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与国际竞争力,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高速成长。